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范文(精选8篇)
工作总结(JobSummary/WorkSummary)，以年终总结、半年总结和季度总结最为常见和多用。就其内容而言，工作总结就是把一个时间段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总检查、总评价、总分析、总研究，并分析成绩的不足，从而得出引以为戒的经验。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范文(精选8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第1篇: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6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新中国70年建设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行。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和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与外交活动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及宝贵经验。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解放生产力是历史主线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中国在诸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举世瞩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认为，回顾当代中国建设的历程，总结当代中国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表示，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扫除发展的制度障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开展民主改革，解放了城市生产力。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跨越了“贫困陷阱”。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硬道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新中国70年的伟大发展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运用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星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既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深入研究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时代课题。
武力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衡量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优劣，最根本的标准是能否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70年的生产力发展成就向世界证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不是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
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与会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界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河南大学副校长孙君健提出，当代人写当代史，这是当代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作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亲历者和贡献者，当代学者要以今天的眼光看待我们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提出我们的认识与见解，为后代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张星星提出，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使国史研究适应国家、社会和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以世界历史大势变迁为坐标，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以大国兴衰经验教训为鉴戒，鉴往知来，防微杜渐;以完善国史学科体系建设为基础，拓宽视野，固强补弱;以适应时代的政治文化需求为着眼点，更新观念，勇于创新。
第2篇: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地阐释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认为讲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定调。习近平将改革开放定在一个非常高的历史地位。改革开放40年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处于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同的历史地位。事实上，这与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的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一脉相承、前后呼应。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站起来，因为在此之后，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开放的40年则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8843美元，已接近发达国家10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准。所以说，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是可以跟建党建国相提并论的重大的历史性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
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习近平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是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变得更好、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更成功、人民的获得感更高更强。
同时，习近平也全面地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正是正确地把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在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跟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在实现的路径上坚持试点先行与全面推进相呼应。对外开放4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全面开放。在这三个阶段的每一步开放措施中，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试点先行，然后全面推进的做法。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先摸着石头过河，等到一定程度之后，加以顶层设计，统筹兼顾。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
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迈上新的伟大征程。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这个指示既高屋建瓴、又高度自信有底气。这对中国如何改革做出了方向性的战略指导，也可以说是这次报告的点睛之笔、精髓所在。
习近平讲到，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根本上来讲，未来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人口老龄化、国际外需疲软、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因此，在新时代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充分挖掘制度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并通过扩大开放市场规模降低贸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
今后的对外开放该怎么改?党的十九大已经做出了方向性的规划。今后中国的开放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开放。今后的开放中，应该改革丰富我们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在我看来，不应该把出口的主要目的国过于集中在美国和欧盟，而宜扩大到其他包括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同时也应该扩大对金砖五国中的出口。同时，积极推进中国自贸区的建设。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地区全面经济合作伙伴的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宜有所侧重，由于中国跟东盟十国经贸联系比较紧密，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做好与陆上丝绸之路在产能方面的合作。
再次，在对内改革方面，应着力于区域经济建设，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带动辐射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最重要的两个区域性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金融、产业、科技为一体的新型湾区。而雄安新区应该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高端服务业为主的新型智慧城市群。
中国改革开放：惠及本国及世界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及：“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40年的发展成就是靠自己砥砺奋进的努力中获得的。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加入WTO后在贸易全球化中占了很大的便宜。对此，我认为这是十分片面的观点，因为中国加入WTO不只给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好处，更多的是给全世界的人民，特别给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了更低的物价，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加入WTO对世界做出了贡献，其实比给自身带来的好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第二，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经过这40年的改革开放也为发展中国家如何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一个工业体系高度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的中等收入国家做出一个模仿的、典范的例子。中国的许多经验，甚至是以前走过的弯路都值得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当然，更多的中国成功的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用自己的努力探索出一条人类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迈向发达国家行列的一条光辉的道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
第三，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情况下，中国积极主动正面地推进贸易全球化，倡导减少贸易顺差扩大进口，推进深度的全面开放。这些都有大量铁的事实来推进贸易全球化。所以，习近平所强调的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或者口头上，而是真正大力地付诸了行动。中国以自己对贸易全球化的贡献对构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大同世界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第四，中国在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表彰大会上，有外国人士出现在100位改革先锋当中。这说明中国努力推进贸易全球化，中国的发展不是闭关锁国的发展，而是一个高度开放、海纳百川的发展。中国不仅本国国民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也是许多外国投资者的乐园。这些从中国的投资数据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东道国。外商对华的投资占到了全球对外投资的8.5%以上，这说明，中国的开放不仅惠及本国人民，同时也惠及了全球其他国家的人民。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可以在新时代里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开放，创造更伟大的中国奇迹，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3篇: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1、政治方面的成就：
港澳回归，一雪百年耻辱;
一带一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
亚洲投行，由中国主导，打破日本美国控制的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基建方面的垄断。
杭州G20峰会，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
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2、经济方面的成就
中国GDP超10万亿美元，是世界上10万亿俱乐部成员，是日本GDP的2倍。
西气东输，保护环境，扫除雾霾。
南水北调,史无前例。
三峡大坝，世界第一
西藏天路，世界屋脊上的巨龙。
高铁2万公里，占世界6成。
钢铁产量，世界16亿吨，中国占8亿吨。
中国高速公路12万公里，占世界的52%，力压美国占世界第一。
有六个世界之最的港珠澳跨海大桥。
世界第一的三峡大坝
外汇储备N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美国已经太多，所以中国不断减持美元。
其他的例如电脑、电视、冰箱、平板、空调、手机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之类，就根本不用说了。
3、体育方面的成就
北京奥运，世界最好的奥运会，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里约奥运会，中国发挥的不好，才得了金牌前三。
北京奥运，中国是奥运会金牌榜绝对王者。
篮球出现突破——姚明出现了。
刘翔——得了三个金牌然后，忽悠了2届奥运会
男足曾实现历史性突破，闯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
跳水从梦之队时代到里约奥运会中国队的金牌第一的超级梦之队
中国横扫世界乒坛
中国女排东山再起，两夺世界冠军，更夺得了里约奥运金牌
女子网球崛起，金花群芳争艳
4、科技方面的成就
中国天眼，世界最大的望眼镜
北斗卫星，世界排名第二位。
神舟飞船，载人航天;我国是世界第三个把飞行员送入太空的国家
长征卫星，发生成功率、有效载荷都是杠杠的!
嫦娥工程，把飞船发射到月球。
天舟货运飞船，为太空站提供补给。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太空进行试验
两弹一星，国之重器
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计算能力世界第一
天河二号计算机，曾经的第一，现在的第二
量子卫星墨子号，世界独一无二
探索一号深海科考探测器船，探寻水下五千米的秘密
大型客机(C919)，世界第三
雪龙号极地考察船，31次赴南极，踏遍世界五大洋。
5、军事方面的成就
辽宁航母，大国霸权
东风21D，专打航母的弹道导弹
中华神盾，数量占世界第二
预警飞机，从进口到出口
四代重歼，世界第二个能造四代重型歼击机的国家
大型运输机，战略运输
自造航母，百年梦想终成真
欧洲野牛，落户中国变中国野牛
双体穿浪导弹艇，世界上第一种双体穿浪军用船只
万吨大驱，世界只有2个国家能独自建造万吨神盾舰
战略核潜艇，和平捍卫者
和平方舟，世界唯一的专用医院舰
东风41，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才有的陆上机动式洲际导弹
机动登陆平台舰，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有的半潜式运输舰。
第4篇: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687.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677.8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5.5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3.9倍和1.9倍。2008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10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3.1%、18.1%、16.1%。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18.1%急剧跌至，40.6%，拉动经济增长由2.5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3.7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7.7%、9.6%、10.4%、12.2%、8.4%、9.8%、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4.3%、6.8%、6.2%、7.4%、9.5%、8%、8.5%、10.9%。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7.7%，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26.6%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07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11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第5篇: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创新，经过不懈努力，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功地由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攀升。这是历史性的巨大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在探索中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是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主线。70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影响它的国家社会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还是本身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技术、产业结构，所经历的变迁都是复杂而巨大的。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发展目标，而体现各国差异的，是各国选择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不同路径，这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也就成了一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从国情和在国际上所处位势及面临的环境出发探索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这条道路特有的内涵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为战略目标，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方向，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以果敢的勇气、坚韧的毅力，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克服因实践不足所致的艰辛困惑，经历曲折而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它回答了作为多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纷繁复杂的大国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的情况下，如何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快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重大历史性命题。在这条道路前行的进程中，中国还制定和运用计划或规划，以及价格、财税、金融、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等政策和法规对经济增长波动、经济结构进行调控，以实现发展目标。
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发展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的跨越发展是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起的很长时期内，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农业为主，必然要选择奋起直追，以实现赶超工业化、现代化先行国。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实现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复杂的波浪式发展的特征。尽管如此，从自身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都不可否认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跨越发展这一客观事实。从中国经济总量看，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长8.1%。改革开放以来，在1949年至1978年快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同期世界少有的高速增长，1979年至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9%高出两倍多，成功实现了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居世界第十一位，至2010年起的居第二位的跃升，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也随之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8年的接近16%。中国还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质的飞跃。首先，中国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到以工业为主的转变。其次，中国经济成功地突破在国际上的劣势窘境向优势跨越发展的反转，由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再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攀升。中国经济的优势跨越发展，使全国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到即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对此要从全面系统的视域加以分析，而不能孤立地、碎片化地片面评断。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曲折，是一种波浪式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作为后发国家突破劣势窘境的历史性命题所进行的一种试错中可能付出的成本，不能因为这种曲折和一些结构性问题的发生，而否定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跨越发展的基本事实。改革开放之前近3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速度，但前一个历史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后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在实践和理论上没有断裂，而是呈现出内在统一的接续创新发展。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跨越发展辉煌成就的取得，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所提供的根本保障和强大动力。坚定不移地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站在时代前沿谋划长远全局和制定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是优势跨越发展的政治保障;构建起平等社会，避免社会的对抗，调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积极性，是优势跨越发展的社会基础;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调动各方面协同推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优势跨越发展的制度和体制保障;政府从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计划或规划，是资源配置更加有利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和人民利益根本实现的保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发挥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由此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从而使中国能够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优势跨越发展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成功的，而且越走越宽广。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历史逻辑。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全球贸易体系重构等国内外一系列深刻变化，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为着力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引领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2012年增长90.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8%，比2012年提高0.21个百分点。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射电望远镜、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等实现重大突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18年的第14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迅速增至2018年的58.5%。
中国将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谱写更加辉煌的经济发展历史。
第6篇: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的是生产力均衡布局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客观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偏差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第7篇: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外文化工作已走过60年的风雨历程。60年来，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下，文化战线的同志们努力奋斗，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建设与国家发展需要，创建、开拓、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历经艰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新中国即将迎来60周年之际，在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认真总结回顾历史，对于我们更好地谋划和展望未来十分重要。
一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周恩来总理形象地把文化比作外交的两翼之一。当新中国还孕育在战火硝烟中，1949年6月，我们党就从解放区选派了郭兰英、孙维世等一批青年艺术家赴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1年，我国与波兰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这是新中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标志着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正式拉开了帷幕。
建国初期，我国主要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在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卫生、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文物、图书、博物馆等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提出“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造成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是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和条件”，“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表达了中国人民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下同亚非各国人民开展文化交流的真诚愿望。
在致力于加强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同时，我国也大力开拓同西方国家的交往。196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并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应加强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1964年1月，中法建交。1965年10月，中法两国政府签订了1965年至1966年文化交流计划。这也是我国与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的文化交流计划。
由政府主导，重点与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构成了建国后30年的对外文化工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至1965年，我国与外国共签订了35个文化合作协定，平均每年的文化交流项目达一二百起，四五百人次;各类文化代表团互访频繁，文化交流项目也不断增加。在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一行270人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波兰; 1960年，中国艺术团300余名艺术家随周总理访问缅甸，产生了轰动的效果与影响。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向拉美、西欧和日本派出大型艺术团。这一时期，包括演出、展览、电影周、文化名人纪念活动、国家艺术节、文化代表团互访等文化交流活动，为增进所访国家人民对我国的了解，扩大新中国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国后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极大促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我国引进了芭蕾舞、交响乐、歌剧、油画等许多西方古典艺术门类，培养了大批优秀文艺人才，大大丰富和繁荣了我国文化艺术的百花园;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中国京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一大批完全有别于旧社会戏班子的新型文艺院团;全国各地建设了大量的影剧院、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益文化设施，基本结束了旧中国文化事业积贫积弱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外文化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机构被撤销，干部队伍被解散，外国优秀文化的借鉴作用被全盘否定，与外国签订文化协定和年度的交流执行计划也全部中断。但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对外文化交流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作为政府外交的一部分，为国家的外交大局发挥了独特作用。当时除了与一些友好国家继续进行一些艺术团互访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赴西欧、美国、日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墨西哥等10多个国家展出。展品中有稀世的金缕玉衣、马踏飞燕、铜编钟等珍品，向各国介绍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以及我国保护文物的政策，受到展出国家的高度赞许和广泛好评，在法、英、美等国展出时，观众人次均达上万，被赞誉为“文物外交”。著名的“兵乓外交”则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在新中国对外交流史上记下了精彩的一页。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许多国家同中国建交，并与我国开展文化交流，到1978年，我国与外国政府共签订46个文化合作协定。
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对外文化工作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扩大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培养和锻炼了我国文化事业和对外文化工作的干部队伍，催生了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管理和对外文化工作体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促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文化工作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对外文化工作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1978年9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由文化部归口管理》的文件;1981年3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设立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对外文化工作;1982年5月，国务院决定文化部、对外文委、外文局、出版局和文物局五单位合并为文化部，由文化部主管对外文化工作。这一系列举措为我国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展对外文化关系提供了组织和管理上的保证。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把发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内容写入宪法。
1983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在改革开放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对外文化关系和交流范围逐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从1979年的194起、3035人次迅速发展到1986年的1075起、9499人次，分别是“文革”前年平均数的16倍和40多倍，与外国签订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数量约是“文革”前的两倍。交流范围也从传统友好国家扩展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和周边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明显增强，我国对外文化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建设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对对外文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继续广泛地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理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文化与政治、经济一起构成了我国整体外交工作的三大支柱。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对外文化工作从计划经济条件下较为有限的官方文化交流逐步探索，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为文化外交、文化交流、文化外宣和文化贸易四大工作领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工作格局。
文化外交方面。文化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文化外交在增进人民间的了解与友谊，促进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自倡导和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外交活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于次年3月率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邓小平、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并上台祝贺演出成功，传递了中国对发展与美国关系的友好信息，对两国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1999年10月6日，俄罗斯军队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访华并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中俄建交50周年演出。江泽民主席观看了演出并在演出之前会见了俄歌舞团团长和部分演员代表，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外交日趋活跃，成为国际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 等一系列大型文化外交活动，受到了中外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参与，项目之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极大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其中，在中法文化年历时两年的举办过程中，胡锦涛总书记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分别出席了文化年的重要活动。国内17个部委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以及中法47对友好省市和50多家中法两国一流企业不同程度地参与，项目达700多个，使中法十几个城市、上百万民众有机会近距离相互了解彼此文化，此活动不仅大大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还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和连锁效应，带动了新一轮的文化交流热。2005年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英国等纷纷与我国合作举办“文化年”或“文化节”，掀起了中国文化热。
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目前，我国已同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上千个文化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民间和地方，已与120个国家建立了150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与148个国家的458个民间团体和组织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至民间，文化交流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渠道和层次日趋多样。近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年均总数与人次均超过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总和。
无论是大型文化“走出去”项目，如“中国文化美国行”、“中阿合作论坛——阿拉伯艺术节”、“中华文化非洲行”、“秦始皇兵马俑展”、“郑和下西洋展览”等;还是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日本创价学会已经邀请37个中国艺术团赴日访演，足迹遍及日本47个都道府县，演出场次达1500场，300多万名日本观众观看了中国艺术家的精彩演出;或是各民间友好组织配合官方外交，积极做未建交国家的工作，如向巴拿马、多米尼加等国派出艺术团体;或是对外文化援助项目，如为非洲国家培养杂技人才，参与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修复国际行动，无偿援助蒙古国博格达汗宫博物馆维修工程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涓涓细流，以其特有的亲和力、吸引力与影响力，通过官民并举、以民促官等多样形式，搭建起心灵沟通的桥梁，为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间的了解，促进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近年来，中国通过广泛传播独特的文化来提高吸引力和影响力，使中国软实力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为繁荣国内文化事业，丰富交流内容，积极引进优秀文化，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先后举办了“国际交响音乐年”、“国际民族歌舞年”、“国际美术年”等国际艺术主题年活动，集中引进20多个国家世界一流的高雅文化产品，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进入新世纪，为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建立了持续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举办了“相约北京”、“北京国际音乐节”、“亚洲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杭州国际动漫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新疆国际民间舞蹈节”等活动。“相约北京”联欢活动自创办以来已举办9届，艺术节将“古老”与“创新”、“中华”和“国际”相结合，其丰富的内容、多样新颖的风格、灵活的艺术板块和面向大众的定位，逐渐成为可以与世界知名艺术节比肩的综合性节日。其中“相约北京—2008” 活动与奥运紧密配合，引进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个国际艺术团体，近万名艺术家参与其中，观众规模超过300万，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成为“人文奥运”的最佳注脚。这些艺术节活动架设了中外人民和艺术家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作为亚洲国际文化活动中心国的地位。
另外，我国通过开展双边、多边、地区间和国际间的文化合作，积极参与保护文化遗产、打击盗版和文物走私、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等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强化了我国在国际多边文化事务中的话语权。1997年我国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以此为基础，我国先后从英国、美国、日本、丹麦等国追索回多批文物。2006年我国以高票当选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进入国际文化遗产领域三大国际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领导层，使中国在国际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则制定过程中有了话语权。截至2008年，我国成功申报了世界遗产37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文化遗产的保护。通过参加声乐、器乐、舞蹈、戏曲、戏剧、杂技、摄影、美术、影视等国际艺术比赛，不但提升了国内文化艺术的水准，扩大了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更让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脱颖而出、走向国际艺术殿堂。
文化宣传方面。以文化为载体和手段，以做人的工作为重点，坚持重点面向和影响国外主流社会的方针，通过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向世界介绍、宣传中国，是对外文化宣传工作的主要方向。
经过30年的努力，我们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化品牌，面向海外推出的“春节”、“国庆”、“中国走进课堂”、“感知中国”等活动，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海外春节活动已涵盖亚洲、欧亚、亚非、西欧、非洲、美洲、太平洋等广大地区的18个国家，在泰国曼谷、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海外春节活动每年吸引几十万民众参与，成为当地欢乐的节日，得到了外国政要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产生了热烈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我们进入21世纪以来宣传中华文化的重要舞台。此外，每年我国还采取多种方式，面向国外民众制作并提供大量的影视作品、纪录片、图片、画册、纪念品等，获得了海外民众的青睐。
海外文化宣传阵地建设不断加强。我国已在世界82个国家设有96个使领馆文化处(组)，此外，建设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工作也在逐步有效地展开。文化中心是常态化、阵地化弘扬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1988年，我国在毛里求斯、贝宁开始设立中国文化中心，1999年，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直接推动和支持下，我国开始了互设文化中心的工作，先后在埃及、法国、马尔他、韩国和德国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除已建立的7个文化中心外，我国与英国、俄罗斯、墨西哥、日本、泰国、蒙古等互设文化中心的工作也在积极筹备中。我驻外中国文化中心自建立以来，在“大文化”范畴内，高效率、不间断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把中国文化送到驻在国公众的家门口，为增进我国和驻在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以及为配合驻外使领馆开展文化公关、塑造国家形象做出了贡献。
文化传播海外基础工程突飞猛进。为进一步提高国际传播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近10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广播电视海外落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多语种节目在海外调频和中波电台每天累计播出700多个小时，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海外用户总数超过1亿户，中国电视节目长城系列平台海外付费用户突破10万户。
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走出去”工程开始实施。近年来，每年在境外举办各种形式的中国电影展(周)50多次，展映国产影片400多部次。每年选送200多部次国产影片参加近百个国际电影节，其中不少影片在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重要奖项。如今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中国电影展映活动，在世界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每年都有中国电影参赛并获奖。
文化贸易方面。我国打造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文化交易平台，推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积累了新鲜的经验。
商业性演出交流始于1979年，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大红灯笼高高挂》、《野斑马》、《霸王别姬》、《少林雄风》、《云南映象》等越来越多的中华文化精品走出国门，成为国际演艺市场的新宠。创新剧目杂技芭蕾《天鹅湖》在国外演出场次达189场，大大超过国内44场的数量，演出总收入已达4300万元。截止到2009年4月20日，综艺舞台剧《时空之旅》已在国内演出1420场，净票房收入达到1.523亿元，观众超过146万，其中60%为海外来华游客，创造了在本土出口创汇的高端旅游演出模式。2007年，仅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通过海外商演创汇收入就达到889万美元。
版权贸易结构逐年改善，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由1997年的15∶1缩小到2007年的5∶1。年图书出口达730多万册，是进口图书数量的两倍;报刊出口达到400多万份，发行到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均增长62.4%，实现了中国出版业由“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变。新闻出版业对外合作的形式日趋多样，中国出版集团、外文局、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国内出版机构已经在欧美等国设立分支机构，从事出版业务。2005年以来，中国与法国、俄罗斯、德国、韩国等国家相互举办国际书展主宾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外出版业的交流与合作和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影视产品海外市场份额和影响不断扩大，一些优秀国产影视节目成功进入海外主流市场，影视文化产品总体收入逐年增加，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每年都有几部国产大片进入国际主流商业院线，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全国影视节目出口总额突破21亿元。2008年接近30亿元，其中年国产影片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达到25.28亿元人民币。中国影视产品营销网络覆盖亚洲、欧洲、大洋洲、美洲、非洲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三
回顾60年来对外文化工作的辉煌历程，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一、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关于外交和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二、对外文化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是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是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努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三、要兼收并蓄，勇于和善于吸收、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在比较中鉴别，在交流中借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要将坚持文化自主性与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相结合，在传播和彰显我国文化价值观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努力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各国文化差异，提倡不同文化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和谐和文化共同繁荣。
五、坚持以沟通人类共同情感为基础，以文化人，以文促情，将中国人民了解世界的愿望同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愿望相结合，扩大共识、凝聚友谊、增强彼此好感。
六、坚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将政府主导与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的方式相结合，促进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交流格局。
七、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交流形式和内容，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注重将传统文化和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当代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注意研究和把握外国受众的特点，遵循跨文化交流的规律，提高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八、借鉴和利用国际通行的商业模式和渠道，发挥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提升文化竞争力。
九、必须始终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抵御有害文化入侵，注重依法管理，加强科学有效监管。
十、注重队伍和阵地建设，加快培养一支有较高素质、精通业务、高效精干、结构合理的对外文化工作队伍，大力建设多种形式的海外文化传播阵地。
60年来，对外文化工作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为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乘势而上，大力推进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新的辉煌。
第8篇: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双塔村地主王汉章叫佃户马义山出差，因事晚了点，王汉章即用皮鞭将其眼珠打淌。喂马的长工巩荣石无辜被王汉章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大地主还养着“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劳动人民，已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2]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等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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